孔子的儒家伦理对中医医德的影响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

发布时间:2015-12-31 来源:中医网 作者:网络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中医药思想中,“仁”结合中医职业特点,不仅形成了“医乃仁术”、医乃“救人生命”技艺的观念,更形成了医者行医时必须恪守的“医德”。

?儒家非常重视人们道德的修养,这种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多年来医学伦理与医者德操品行的形成与发展,以至于形成了“为医先做人,做人先修德”的信条。

?在儒家重学、好学、乐学、勤学的学风熏陶下,中医医德中也形成了自己重学、好学、乐学、勤学的优良作风与传统,这在中医史上可谓比比皆是。

?在儒、释、道三家中,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儒家的积极入世,他们为国为民尽职尽责、竭诚敬业。而“尽心尽责而活人,竭诚敬业而轻名利”也是历代大医职业道德的确切写照。

“医乃仁术”,这是两千多年来对中医医德最集中,也是最深刻的概括。这一命题得到历代医家的认同,并付之于实践,典型地体现出以孔子仁学思想为基础的儒家学说对中医药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黄帝内经》里中医伦理思想也非常丰富;可以说,在儒家学说影响下形成的中医药伦理思想,正是由《黄帝内经》中的医德论述所奠定基础的;并在医者们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丰富,最终形成完整的医德体系。笔者试从以下方面简而言之。

仁者爱人 博施济众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在儒家看来绝不仅仅是指“爱”的行动,“仁”是做人的原则,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夏大地真可谓“仁泽广被”。中医药思想中,“仁”结合中医职业特点,不仅形成了“医乃仁术”、医乃“救人生命”、“活人性命”的一门技艺,更形成了医者行医时必须恪守的“医德”。

“人命关天”在中医中是最基本也是最朴素的观念。战国时期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集解·王制》)《素问·宝命全形论》也明确提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所以它要求医者“预救生灵”、“预济群生”、“与民为病,可得先除”。

正基于此,中医在业医者那里成了“精光之道,大圣之业”(《素问·灵兰秘典论》)。被后世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在其《伤寒论·序》中论说了自己对业医的认识:

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译释》)

正因为医术涉及救命活人,所以医家认为医者必须对“生命”具有高度的仁爱精神,这是一名医者必须具备的德性。诚如明代名医龚信在《明医箴》中有言曰:

今之明医,心存仁义。……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施药一例。(《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医部》)

他的儿子龚廷贤,子承父业,亦为名医,他在其专著《万病回春》中有《医家十要》,其中有言曰:

“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二通儒道,儒医世宝,道理贵明,群书当考。……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药施无二。”(《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医部》)

正因为历代名家大多坚守“医乃仁术”的信条,在实践中表现出对任何病人能够一视同仁,关心体贴、竭诚尽智,全力以赴,且无欲无求,不图名利。正是由于儒家“仁学”的影响和历代名家的实践,中医早就形成了自己优良的医德传统。

如北宋名医唐慎微,“治百病百不失一”,名声极大,但凡是病家来请,“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都是主动去贫病之家诊治,尤其照顾“困厄无告”的患者。明代名医万全,不念旧恶、不计前仇,曾千方百计治好一怨家小儿的危重病症。他在其著《幼科发挥》中就表示“以活人为心,不计宿怨。”确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所云: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为医以德 纯正节操

儒家非常重视人们道德的修养,因为“德”是人的内在品质及其外化表现的高度概括,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人内心信念来维持,并通过每个人的德行来调节人们相互间的种种关系。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行为规范。

德的内涵非常丰富。《荀子·法行》记载了一段孔子关于以玉比德的谈话: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这段话中,孔子以玉象征种种美德。后儒在总结德的内涵时,把仁、义、礼、智、信、忠、中庸、和谐、勇等都归纳其中,而正是这些优良品德被孔子视为实现其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道德根据。正因为“德”有如此之重要意义,儒家才自始至终注意个体道德的修养。儒家的这种道德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多年来医学伦理与医者德操品行的形成与发展,以至于形成“为医先做人,做人先修德”的信条。

黄帝内经》的不少篇章记载了对医者的道德要求。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要求“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素问·上古天真论》要求“高下不相慕”,“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素问·徵四失论》尖锐批评那些“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后遗身咎”的恶劣行径。魏晋学者杨泉在其《物理论》中特别提出评价“良医”的标准:

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疢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是乃谓良医。

药王孙思邈在其《千金方·大医精诚》中提出为医者应富有同情心和不避艰险,不计名利,全身心用在患者病情之上。他说医者在行医过程中:

“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忽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明,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诩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

北宋年间成书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对为医者也提出道德要求:“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需礼节,举止和柔;无妄自尊,不可矫饰”。元末明初名医徐春甫在其《古今医统大全》中提出“医术之比儒术,固其次也,然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学者若非性好专志,难臻其妙。”“儒识礼仪,医知损益。礼仪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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