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和中医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我们接受洋为中用，并不等于一切洋货都是好的，更不等于洋奴哲学，崇信媚外，我们应该有自主，应该有自己的意志，应该有自己的思维，更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坦诚地告诉病人真相呢？

    在人们的心目中“白大褂＋听诊器”是那样的无所不能，而“长袍马褂＋望闻问切”则与招摇撞骗相去不远。这是人们被某些因素影响误导所致，是不公平的！不但对中医不公平，对病人本身也是不公平的，对倡导此制度的人也同样是自食其果，因为病人失去了接受更好治疗的机会，包括倡导此制度的人和他们的亲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被误导（消费者公平委员会相信对此个案亦是爱莫能助，或者自己也胡涂了）。

    早在几千年前，中医就可以“上工治未病”了！学完中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亦是说上可治国安邦、中可延年益寿、下可强身??病，或是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试问阁下，何为科学？何为科学验证？何为定理？何为定律？又有多少号称经过无数科学验证的定理和定律已经改写或多次的修正？一个真理如尚需不断修正，又何能言真理？一个定理或定律如尚需不断修正，又何能言定理或定律？

    张延生先生曾经就关于科学和真理的理论说过：“……这种理论仅存在于我国，国外暂时还没有这种统一的基础理论，而是每一科学领域中有其自己的基本理论。如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数学有数学的理论，体育有体育的理论，医学有医学的理论，社会科学有社会科学的理论，社会管理有社会管理的理论，等等。因而到处是理论到处是‘真理’。这是因为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是经不起长期考验的。结果形成的仅是特性，不是共性的真理。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不可能那么多。如果世界到处是真理的话，那就不存在真理了，真理只能有一个。”

    “……这是中国古代自古以来抓住的主要思想之一：搞了一个最最基础的理论，一切行动都要根据它来进行指导。既然一切都要根据这个理论进行指导，那么它就包括了各个系统的本质，说明了这个系统是非常严格。并不像有人想象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朴素的唯物主义’，‘封建迷信’等等。全世界中许多高度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是不会在封建迷信中浪费时间的。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严格性超过了我们，那么人家为什么要钻研《易经》，钻研老庄哲学?t当他们发现他们研究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问题，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以前，已经研究得非常系统，非常清楚。这时才‘妙不可言’，‘玄极了’。他们认为越是不可能的，往往我们中国的哲学越认为可能。他们认为‘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则说‘一加一可以等于二，也可以不等于二’。最近二百多年，他们才认识到一加一等于一零（即二进制）。”

    “所以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要求，告诉你一个事情就必须是如此这样的道理；就必须是非常具体、非常细致的理论，要求某件事必须如此这般等等。而是告诉大家一个哲理，从来不给大家画框框。老子《道德经》、《内经》、《伤寒》、《易经》、《河图》、《洛书》等都是如此，告诉你大自然的规律性，并不讲非常具体的东西，因此，当你读道家书时，感到莫名其妙，很玄。其实并非如此，它只是讲一个道理，大家只要在这个道理指导下，怎么用都是。所以说，它没有什么框框，充满了生命力。例如： 西洋医学中的青霉素，是什么病，多少体重、什么具体情况下要用多大量、定得非常死，离开这个范畴就不允许了。而中国医学就综合了各方面的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药可多、可少、可用、也可不用，这样就灵活多了，境界开放多了，把事物都联系在一起，本质就抓住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如此充满生命力的原因”。这是我弃西从中，研究中医的第二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