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朱晟先后在白求恩医大、军委卫生部及中央卫生部工作。然而在1955年“肃反”时，有人对他捐献家财投奔解放区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以“特嫌”的罪名被审查。1957年的“反右”由于曾张贴曹植七步诗被定为“右派”，发配到黑龙江边境八五三农场改造。何端生说：“我一直都很佩服朱晟。即使是在农场的18年，在劳动改造之余他还凭一己之力完成了对完达山区药材资源的调查。在场里兴办了卫生学校、药剂班、药用植物班，并开办了制药厂，使药厂形成了制剂上千种、工人过千、产品遍布黑龙江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返回北京的朱晟被安排在中国药材公司工作，他终于迎来了“自由”时间，已是花甲之龄的他与何端生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发表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及专着《火药起源初探》、《中成药配制经验介绍》等等，而《中药简史》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药简史》仅仅被少数几所中医药学校当成医史课的教材使用外，20多年尚未正式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的龚风光和于铁红正在作“中医文化”选题的书籍，在一次拜访写作《药林外史》的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带头人郑金生时，发现了郑金生教授书架上的《中药简史》——并未正式出版的油印书稿。一看之下很有兴趣，而朱晟夫妇正是郑金生敬重的师长，他认为《中药简史》很有出版价值。于是龚风光、于铁红与何端生建立了联系。何端生也认为《中药简史》的正式出版不仅是对1988年去世的丈夫的一个纪念，书中对中药历史的梳理也很有现实价值。

 

中医中药的名称是20世纪内才出现的，是新兴的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之后，才有了中西医药之分，而像中国这样的中西医药共存共荣的兴旺局面，十分特殊。朱晟在书中这样写道：“中医药作为全人类医药文化的一个中药组成部分，应当了解它的历史地位。中药源远流长，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宝库。从公元2～3世纪汉代后期的《神龙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到1765年清代中期的《本草纲目拾遗》，约1500年间，我国药学水平居于世界前列。”这也是朱晟和何端生梳理中医药史的一个目的。

 

中药简史》清晰地梳理出中药自春秋战国至当代的发展脉络，又选择药学典籍、药材炮制、剂型演变、药用度量、炼丹术与古医药化学等精华部分展开论述。郑金生说：“朱晟、何端生先生分属中西医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他们将中西医药学基本理论、各主要学派观点及其承前启后的过程糅为一体，中西兼顾、博采众长、相辅相较，引典籍之繁、史料之丰足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更为可贵的是，其中独到精辟的见解随处可见。”朱安格说：“我一直揣度父母亲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写作于20年前的这本书所谈到的中药及其历史在当时并不是热门的话题。但现在读这部书稿竟然读出了现时话题，也可能是近100年来的古老话题。如何看待中医药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在价值评判上能将中医和西医对比吗，等等，读者都会有所感悟。”

 

 

朱晟是一位药学专家，而何端生则在医药化学方面更有研究，对于《中药简史》，何端生说：“这本书绝大部分是我先生创作的，只是在书中有关化学的方程式以及最后一章‘为什么近代医药化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我参与了写作。”而《中药简史》中最为可贵的是，穷原竟委，阐明了医药化学之渊源在中国。

 

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李约瑟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建校50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炼丹术与古代化学》的长篇学术报告。李约瑟在结束语中强调了“医药化学源于中国”。他说：“我深信整个医药化学源于中国，尽管迄今还几乎无人认识到这一点。”过去西方科技史研究者普遍认为，医药化学及化学源于西方的炼金术。“其实，中药里许多炼丹术与古代医药化学的成果近些年才被陆续发现，它已引起科技史界特别是许多化学史学者的注意。李约瑟说‘医药化学源于中国’，毋庸置疑。”朱晟这么认为，也在书中作了详细的考证，从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到中国古代在无机医药化学和有机医药化学上的成就都作了归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成就最大的医药化学，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呢？”最后朱晟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并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如科举不重视科学技术是主要因素，还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的关键性问题是玻璃质量低劣，几乎找不出用玻璃器具作化学实验的具体事例，以及制酸和制碱两项基本化学工业没有在中国形成，是中国医药化学停滞不前的重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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